【编者按】学校于今年开展了“经典阅读”活动，政治学院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掀起了一股阅读经典的热潮，方纲老师《一个中国村庄的经典叙述——读黄树民<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文从研究方法、表达内容和写作手法深刻分析了这本经典著作，并由此而分析了中国发展的经验。该文刊登在官网首页上，特转载。

        由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2002年3月出版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以下简称《林村》），不是集团“经典阅读”推荐的96本书籍之一，但它是一本极好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变迁发展历史的通俗著作。这是一部黄树民先生长时间对一个中国小村落追踪调查的结晶，一部受到国际人类学界广泛好评的一个村庄的生命史，一部以文学的“小说”语体（私人对话体）反映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民族志，一部被认为是了解中国当代自1949年以来农村生活和历史变迁的“最佳入门之作”。

        在这本书的封底页上这样写着：“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贯穿时空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本书中，他想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在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得以延续”。“身为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作者的写法独树一帜。他在文学这个文类中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使这本书的阅读既轻松却又引人深思，这其实源于作者自身的人本情愫，那就是对人性所怀抱的希望和肯定。”

        可能是由于我至今还不时泛起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农村家乡拮据但温馨生活的回忆，也由于该书作者在研究方法、表达内容、写作手法上的几乎无可挑剔，所以当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一拿上这本书后，就爱不释手地一口气读完了。

        严谨而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首先是某种文化的经历者，其次还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系统的训练。黄树民教授有幸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允许外国研究者在大陆从事长期研究。黄树民在大陆出生，在台湾成长并接受教育，在台湾和美国完成人类学训练；无论是汉语或是闽南语都讲得极为流利。这样的条件不但有助于他调查，也使得他能够深入探究分析中国农村的发展。

        作者选择的林村是厦门近郊的一个村，坐落在厦门市北端约1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作者1984年在此地做人类学研究期间，该村被官方指定为发展生产责任制的“模范村”。作者于1984年11月至1985年6月在林村开展调查，并于1996年后回访1个月，续写了90年代部分。作者以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个人事迹来反映林村的改变和发展，但书中所讲的并非单由他本人提供的资料。作者在林村生活的七个月中，还通过参与和观察一一搜集了有关林村的历史、风俗、内部摩擦、宗教信仰、经济活动等种种资料，然后用这种资料来印证及补充了叶文德的历史。

        思考《林村》一书的研究方法，我不禁想到英国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先生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中所总结的关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规则：即选择特定的社区，一年以上的现场调查时间，对当地语言的掌握，从本土而非研究者本人的观点参与体验，而后要达成客观的认识。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启示就是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见微知著或以微名宏。

        对中国建国后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以前我主要通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献资料实现（最近则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述的2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与国内官方的（或代表官方的）宏观历史回顾相比，《林村》一书提供了华人学者从大陆之外看中国农村的微观视角。

        《林村》一书以林村党支书记叶文德的经历和回忆为基础，通过一个小村在1949年后的种种故事为缩影，勾勒出了那个巨大变迁的时代以及置身其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社会。作者主要表达了1949年后中国农村以下几个方面的风貌和特征：第一，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农业生产、教育和公共卫生的重大进步，已铲除了千百年来威胁中国农民的许多社会问题。第二，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慢慢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作者指出，解放后的中国农村村民变得非常政治化而且与国家政治斗争息息相关，这可以从历次政治运动对农村和村民的影响上看出。第三，尽管中国政府以不容置疑的手段改变农村的一些被视之为“封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但解放后的农村生活中某些传统信仰及价值观仍不断流传。时至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笔者春节返乡省亲仍可见家乡农村根深蒂固的土葬习俗可作为黄先生观点的印证。作者指出，有关企图将农民的家庭改造为简单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并剥夺其传统意识中精神的和仪式的意涵的政策，至多只能在表面上取得成功，或使得这些传统习俗化明为暗。家族的连续性，仍是农民生活的重心。第四，今日的中国农民，仍处在社会的较低层。

        看完《林村》，结合庄孔韶先生在其《银翅：中国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书店，2000年）力作中所表达的“在激烈的阶级原则下，旧的文化协调方式仍微弱地存在着，文化关联并非全然消失”的观点，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完《林村》整本书，感觉它就像关于党支部书记叶文德的个人传记或小说故事。作者刻画出的叶文德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他既是忠诚的共产党信仰者（也尊重和深信部分传统，如风水），也是村里的“独裁者”（源于其无私、出众的能力、以及上级政府里的人脉），同时还是一个把集体利益放在私利和私欲之上的人（至少在1985年前是如此）。他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村内的家族间的历史恩怨与斗争、上级政府对农村的计划政策和民意之间，努力保持中庸之道，同时着力保护村里的弱势群体。作者在林村的七个月中，除了调查叶文德这样主要的“资讯人”外，还和村中形形色色的人深入谈论他们的家庭历史、个人生活、经济活动和宗教信仰等。这个像故事般发展的情节，以叶文德为主干。我们透过他的生活来了解政府如何改变村民和村中的风俗。

        作者按照人类学写作的伦理规范，在书中所用的村名和人名都是虚构的，唯一例外是叶文德。黄树民先生曾期望“此书付梓，不致危及叶文德书记和其他村民的福祉。”但我们又不能把这本书简单地看作为一本传记。黄教授是一个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因此他选择了“小说”这个文体描述林村，而与传统的民族志区别开来。这样的选择似乎更能适合阅读，更有利于作者客观真实的表达。

        中国自从上个世纪49年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但是这种增长的机制与既定的西方经验相左或至少不一致，这些西方经验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模型中常常被定义为“现代化过程”。与西方那种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相反，中国走的是晚发内生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在1949年后走出的一条迥异于其他国家的经历如此之独特，以致被概括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我想《林村》一书中所体现的“在中国，做买卖和风险投资的时候，建立在家庭、亲属、邻里、语言以及同事或同学共同经历基础之上的原生纽带仍然起作用”应该是“中国经验”中之一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距离黄树民教授最后调查林村的上个世纪90年，已经24年过去了。在这个24年里，不论是林村，还是千百个类似林村的中国大陆其他村庄，延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变革的故事。《林村》一书的结论不知道在今日中国农村是否还具有契合的解释力？但不管怎样，我想，中国共产党号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运动的开展一定为人类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不断翻新的丰富素材。

        作者简介：

        方纲，男，1976年生，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博士。1994年至1998年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2001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读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2009年在南京大学读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至今先后在正规大型的赌博软件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院工作。